今年7月，一个好消息在贵州医科大学师生间广泛传播：学校特色专业化学学科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全球前1%。至此，学校已有4个学科获此殊荣，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

从1938年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到1950年更名为贵阳医学院，再到2015年教育部专家评审全票通过升级的贵州医科大学……回望87载岁月，这座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医学殿堂，用红色文化滋养初心，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在黔中大地上书写了一部“大医精诚”的精神史诗。

筚路蓝缕：“草棚大学”播撒医学火种

走进贵州医科大学云漫湖校区校史馆，迎面望去的“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金色大字校训格外醒目，旁边墙上的时间线清晰标注了学校的发展历程。

贵州医科大学云漫湖校区校史馆一角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医疗资源告急。“当时全省仅有1所省立医院、12名合格医生和24张病床。”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陈颖介绍，鉴于医药人才之缺乏，为谋战时急切之需、树立西南医学之基础、救济沦陷区医学生之学业，1937年12月31日，正在汉口筹建武昌医学院的李宗恩、杨崇瑞、朱章赓等人临危受命，前往贵阳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李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

1938年，国立贵阳医学院学生到贵州平坝为当地农民接种牛痘。 贵州医科大学/供图

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成立，为全国仅有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著名热带病学家、医学教育家李宗恩担任首任院长。同年6月1日，学生正式上课。

1939年，为防日机轰炸，国立贵阳医学院租借六广门外空地建设茅草屋，又被称为“草棚大学”。 贵州医科大学/供图

早期，学校租赁虎峰别墅（王家烈公馆）临时接待师生，同时租下阳明路两广会馆、华严寺等处进行简单修缮，以作为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及学生宿舍，另有部分学生住在省立医院及新世界旅社。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中华路、中山路等区域烧毁殆尽。为保护师生安全、守住教育火种，国立贵阳医学院于4月初借用六广门外空地建设临时宿舍，搭建茅屋19栋，包含教室、实验室、宿舍、办公室、盥洗室等，棚屋外还开辟了简易的篮球场、排球场等。

“这几栋茅草屋再现了当时学校的办学场景。”陈颖指着校史陈列馆里的茅草屋模型说，由于经费极度紧张，建筑材料缺乏，所以只能用茅草做屋顶、竹子做墙，师生的日常教学都在这些草棚校舍内进行，被戏称为“草棚大学”。“但当时大家甘之如饴，一门心思求学、教学，希望以医救人、救国。”

1940年，当时的教育部勘定太慈桥170余亩土地建设新校舍，作为正式校址。1944年秋，部分校舍建设完成，学生开始陆续迁入。

学校教师梁诗标捐赠的校徽

校史陈列馆内有一枚镌刻着“国立贵阳医学院”字样的三角形校徽。这枚由学校教师梁诗标捐赠的校徽，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4年冬，日寇入侵黔南，国立贵阳医学院奉令迁往重庆歌乐山，一至四年级学生借国立上海医学院院舍上课，而这里离国民党白公馆很近。一天，梁诗标外出办事，傍晚返回时误入了前往白公馆的山路，被国民党哨兵轮流审问。

“梁老师胸前的校徽成了证明他身份的唯一标识，哨兵让他把校徽留下，然后第二天拿证明去取，证明上要有学校印章和校长签名。”陈颖介绍，随后梁诗标返回学校，向校方汇报了情况。李宗恩院长亲自开了公函，盖上公章，签下名字，让梁诗标第二天一大早换回那枚宝贵的校徽。从此，他一直把校徽戴在胸前，直至后来捐给学院。

1945年10月，国立贵阳医学院返迁贵阳。1947年，国立贵阳医学院师生全部搬迁至正式校址太慈桥校区。

红色记忆：革命斗争活动风雷激荡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国立贵阳医学院进步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教育和领导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建校初期，国立贵阳医学院老师在给学生们上课。 贵州医科大学/供图

建校初期，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学校于1938年8月建立地下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为贵医文书组的武纡生。武纡生于1939年3月离开贵阳到重庆工作，同年4月开始，由地下党员贵医人文科讲师何战白任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领导下，党员积极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如读书会、座谈会等活动，采取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何战白等同志利用公开出版的院刊，开辟“时事述评”专栏，连续发表了《希特勒手掌中的捷克》《北方大熊的呼吼》等多篇述评，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为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学校师生还组织歌咏队、口琴队、话剧队等，为劳军、赈灾、募捐等进行义务演出。此外，师生们还利用暑假组织农村服务队，深入花溪、青岩等地，在为群众治病的同时宣传抗日主张。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949年3月，贵阳市大、中学校师生掀起了一场反饥饿运动，其中就有国立贵阳医学院学生陈开秀。

陈开秀烈士。 贵州医科大学/供图

陈开秀在中学时就经常与地下党员接触，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和刊物，1947年入读国立贵阳医学院，积极在同学中传播进步思想。1949年3月28日，她参与组织发动同学参加反饥饿游行，提出“要为教师呼吁”的口号。同年4月，她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协助做好读书会工作，并献出自家开的客栈房屋作为地下活动的联络点。

1949年8月13日，国民党特务将陈开秀逮捕。1949年11月11日，年仅22岁的陈开秀为革命牺牲。

蜚声海外：国内学术界称誉“小协和”

贵州医科大学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称“协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初创时期，国立贵阳医学院在教材使用、教学方法、规章制度等方面，大都采用了协和的经验。

首先，管理团队由协和人主导。1937年，在当时被任命的5位筹委会人员中，任职于或毕业于协和的专家教授有3位。其中，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委会主任委员、首任院长李宗恩曾任职于协和。

在李宗恩的邀请、聘用下，一大批协和专家教授克服重重困难赶赴贵阳，帮助学校提升教学质量、医疗水平。据1940年5月《国立贵阳医学院要览》记载，初创时的国立贵阳医学院设置院长1人，院长之下设置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各1人。除首届训导长外，院长、教务长和总务长全部来自协和。

其次，教学骨干由协和人担纲。据校史资料记载，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之时，共设人文科、化学科、内科、外科、解剖科等10个科室，在10个科室中，来自协和的专家有7人。

数据显示，1938年国立贵阳医学院入职教员共计56人，其中来自协和的有28人；1938年至1947年，百余名协和人在学校登台执鞭，成为学校教学、医疗和科研的重要力量。

“钟南山院士的父母都毕业于协和，他的父亲钟世藩和母亲廖月琴分别任国立贵阳医学院传染病学特聘教授和医事职业科教员。这张照片是1946年他们全家在贵阳的合影。”陈颖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告诉记者，由于父母的渊源，从2009年担任贵阳医学院名誉院长以来，钟南山院士设立了奖学金，鼓励师生培养“五干”精神，助力学校打造有特色的医科大学。

初创时的国立贵阳医学院虽然资金短缺、设备简陋，但教学质量毫不逊色。“当时按协和的精神办学，高标准严要求，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为各单位的骨干，不少人成绩斐然，成为学科带头人。由于学校办学质量高，人才辈出，被国内学术界誉为‘小协和’。”曾受聘代院长的王季午在文章中回忆道。

新时代下，北京协和医学院、贵州医科大学两校继续“大手牵小手”，书写着中国高校“南北携助、生生不息”的医学史诗。

2019年，两校联合开办临床医学创新班“协和班”，每年面向省内招收32名学生，创新培养卓越医学拔尖人才。

20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贵州医院将落地贵阳，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敬往思来：“贵医精神”续写崭新篇章

无论是抗战特殊时期校址屡次搬迁，还是新时代着眼高质量发展搬入云漫湖校区，变化的是地点，不变的是几代贵医人为医疗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杨洁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杨洁泉是国立贵阳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曾担任贵阳医学院副院长、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1980年，他立下了捐献遗体给学院作教学之用的遗嘱；1996年，杨洁泉的生命走到终点，成为全省遗体捐献第一人，生动诠释了“大医精诚”的贵医精神。

“馆内有各类标本1000余件，大部分为学校教职工亲手制作，老院长捐赠遗体所做的人体骨骼标本是‘镇馆之宝’。”贵州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老师肖朝伦说，“生命虽然会终止，但老院长献身医学的崇高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国虽有界，医者无疆。为响应国家号召、弘扬“贵医精神”，近年来，贵州医科大学积极派出专家执行援非抗疟任务，派遣专家赴老挝开展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派出医疗队援助所罗门群岛……

如今，贵州医科大学已构建起“学士—硕士—博士”完整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四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拥有我国首个聚焦喀斯特地区民族医药资源开发的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增一所直属附属医院，学校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

贵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汤磊表示，展望未来，学校将以云漫湖校区为新起点，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医学教育，为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贡献贵医力量。

来源链接地址：https://www.gywb.com.cn/pages/2025/07/29/a47caafc4c8348408db5b51e3ebd1836.html?praise=1